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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商鞅變法看組織治理:剛性還是柔性?
    來源: 瀏覽:1585 發表時間:2015-09-02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后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后封于商,后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商鞅以峻法嚴刑積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他被貴族誣害,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讓他住店,因為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于無人敢收留他,最后落得個車裂(五馬分尸)的下場。作法自斃,嗚呼哀哉!這是多么大的歷史諷刺啊!

      商鞅變法有沒有成功?從變法本身的結果來看是成功了,秦國從此強大起來,終于在100多年后統一了中國。但從商鞅自身的處境和結局來看,他本人卻是失敗了,因為變法的支持者秦孝公死后,他就被繼任者秦惠文王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車裂。

      商鞅變法之時,曾與秦孝公說過一段話:變法是一個艱難的事情,其有三難“第一難:須有一批竭誠擁戴變法的新銳骨干,居于樞要職位;第二難:法治不避權責,宮室宗親違法與庶民同罪;第三難:國君須對變法大臣堅信不疑,不受挑撥,不中離間。

      商鞅這樣的能人,總是能夠快速地達成績效目標。他們理性、堅韌,一旦認準目標,就認定不放。只要辦法合理(合情倒在其次;如果與“理”相悖,“情”也可以甚至必須拋棄),并且對于達成績效目標有利,對于他們來說,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所以,從他們的行事風格來說,他們又實在是可怕的人,因為他們在風風火火展開行動去實現目標之時,會傷害到很多利益相關群體而且毫不退讓。無怪乎他們一旦跌落高位,人人都有除之而后快之感。

      在我看來,商鞅的死,其實從變法的初期就已經注定了。如上所述,商鞅變法需要的三大條件,除了第三條之外,都很難兌現,商鞅本人的死,也是因為前兩條觸犯了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了瘋狂報復。其實,那第三條之所以能夠得到兌現,也不排除是由于最高權力者在背后對變法的功利算計在支撐。

      縱觀中國歷史,商鞅這樣的人物實不鮮見。西漢武帝在位,非常重視選用人才,選材方面常有非常之舉,其中大量重用平民出身的司法人才——時謂“酷吏”,即是一例,《史記》即專辟《酷吏列傳》歷述其事。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這些酷吏都有著清晰、理性的頭腦,能熟練地運用律法規制,利用自身高效、強有力的執行力,幫助帝王絞殺異己、加強統治;而且由于他們出身寒微,酷吏們對于王公貴族這些利益集團的打壓,在手段上也是不遺余力。然而,酷吏在位時雖然人前人后風光一時,可一旦失勢,即可能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其悲慘也不會輸給他們彈壓過的那些人。而在一代女皇武則天的手下,酷吏制度更是登峰造極,“請君入甕”這則成語典故更是把酷吏們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展現得淋漓盡致。

      可以說,商鞅是一個悲情人物,但他絕不是孤單的。他的行事風格,在后來的酷吏們身上可以看到影子;而他的命運,也一再地發生在后世酷吏的身上——當他們手握權力時,他們形同主上的鷹爪、白手套,輔助皇權加強統治,使社會秩序、政治格局往一元化、集權化方向得到加強,整個國家得到了有力整肅,政權的力量會得到一時的提升;可一旦失勢,輪到他們需要被整肅時,他們又成為了最高權力者用以贏取人心的犧牲品,被拋棄也是在所難免。哎,想想真是可悲、可嘆!

      商鞅推行的新政是法治。自古以來,法家推行法治,而法治從短期行為來看都是非常有效的。因律法的重罰,其社會效應可謂是立竿見影。由于最高權力者可以通過法治迅速集權、加強統治,立法者(商鞅)的剛性意志就可以得到最高權力者的支持,得到迅速貫徹,并且可以得到長期延續和發展,即使立法者不在其位,制度本身也會因為體制本身的慣性可以得到保留和發展,最終可以不依靠執法者的主觀因素而得以穩定地發揮作用。法家不信任人,人在他們眼里是機器,是幫助國家富強的工具,對于治國,他們顯得剛性、寡情也就不難理解了。法家的弊端顯而易見。秦國的商鞅變法,終以商鞅之死直接地告訴人們:法家行的是剛性的霸道,快速、有效,但顯然是不得人心!

      儒家則不同,他們的政治抱負是要通過對最高權力者進行道德感召來實現的——所以,不難理解:孔老夫子總是奔波在游說各諸侯國君的路上。他們相信,上善則下無不善,而且人人內在的修為是可以一點一點、但是深刻地改變這個世界的——他們不相信一套剛性的、外在的約束性的制度就能改變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有人會說他們理想化,說他們迂闊。但是,兩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的廣度和深度的,恰恰還是儒家!

      再看商鞅的為人:太子不愿意遷都說了幾句不滿的話,商鞅割了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公孫賈的臉上被刻上了墨字;商鞅經常親自查看囚犯,曾經一天殺700多人;他帶兵打仗,與原來的老朋友對陣,商鞅假意喊朋友過來敘話,朋友出于至誠過來時,他卻把朋友囚禁起來,彼軍無帥自然亂陣,商鞅大勝。也許你會說,商鞅真是卑鄙無恥,不擇手段。誠然,若從人品的角度來看,商鞅所為實無可取、可提之處。但是,出于同情的理解再來看待,可以想象:商鞅這樣的人物,實在太過于看重目標的實現,只要能成功,“情理”在他們眼里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扔到一邊。太過理性,太過剛硬,已無常情,豈能不折?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商鞅變法帶給秦國的,主要是法家構想的一套剛性、理性的國家體制,這確確實實幫助秦國在戰國時期形成了其他所有國家都無法企及的高效的社會組織形態。秦國戰勝六國、統一中國,其實就是剛強、高效能的社會組織戰勝柔弱、低效能的社會組織,這背后的原理一點都不復雜。但是,剛者易折,秦歷二世而亡就是明例,就像商鞅之死一樣,這大概也算是歷史背后的某種平衡吧!

      點評:此篇博文系我們公司一位碩士畢業的員工所作。很顯然他是主張儒家治國,反對法家治國之道。從我的本性也很贊同他的觀點,但是,我知道偏頗的主張哪家治國為好,可能皆有弊端,誠如文章中所說。研究歷史是為了更好的幫助企業,“以史為鏡”“歷史總是那么驚人的相似”,這都是老話,企業治理猶如治國,如果與歷史治國各派學說相比,企業的規范管理猶如法家學說,只是,如何規范(如同法家的量刑),企業有所不同。企業文化猶如儒家,沒有“仁政”(員工視企為家)的理念與氛圍,剛性的規范就會引起人性的泯滅,對企業的未來影響很大。而且剛性的制度,讓那些有想法、有潛力的人才逐漸流失,這也是企業中屢見不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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